我们继续。
巴赞时代虽已逝去，但是你看，我们还是能够跨越横无际涯的时空继续与之的神交。
2006.12.14 北大百年大讲堂 《三峡好人》点映 贾樟柯
大家好，感谢大家抽空来看《三峡好人》，刚才我在观众席里面，我本来想看十分钟然后离开去休息，结果我一直看到了最后。好像过了才三四个月，这个电影五月份的时候还在拍，过了三四个月，好像那儿的一切我已经遗忘了。再看的时候，非常的陌生。但是又那么的熟悉，因为我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跟我的同事在那儿工作。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善于遗忘的一个，一个族群。我们太容易遗忘了，所以我觉得，需要电影。（掌声）
我是第一次去三峡，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刘小东，因为之前我本来想拍一个纪录片，然后，拍他的绘画世界，因为我从90年看他第一个个展，就特别喜欢他的画，他总是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现我们察觉不到的诗意意，那个诗意是我们每天都生活其中的。那么这个计划一直搁浅，一直推后。有一天小东在去年9月的时候跟我说他要到三峡去画11个工人，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就追随着他，带着一个摄影队去拍纪录片《东》。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游客，沿着三峡坐着客轮顺江而下，我们仍然能看到青山绿水，那些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我们上岸，走过那些街道，到街坊邻居里面，进入到他们的家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这些现代的人，但是他们家徒四壁，承受着巨大的变动带给他们的影响，巨大的变动包括100万人的移民，包括两千多年的城市瞬间拆掉，在这样一个快速的转变里面，所有的压力、责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长的岁月支持下去的生活都是他们在承受，我们这些游客拿着摄影机、照相机看山看水看那些房子好像是与我们无关，但是当我们坐下来想的时候，这么巨大的变化可能在我们内心深处也有，或许我们每天忙碌地去挤地铁，或者夜晚从办公室里面凌晨三点坐着车一个人回家的时候，那种无助感那种孤独感其实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都承受着所有的变化、带给我们充裕的物质，我们今天去到任何一个超市里面，你会觉得这个时代物质那样充裕，但是我们同时也承受着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压力，那些改变了的时空，那些我们睡不醒觉，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仅是三峡的人民。
所以进入到那个地区的时候，我觉得一下子有一个，新的一个潮湿的感觉，站在街道上看那个码头，奉节是一个风云际会，船来船往的一个码头，各种各样的人在那儿交会，那么的忙碌，依然当中看到中国人那么辛苦，那时候就有拍电影的欲望。一开始的时候拍纪录片，拍小东的工作，逐渐地进入到一个模特的世界里面，有一天我拍一个老者的时候，他一直在抽烟，就是电影里面拿出十块钱给三明（韩三明）看夔门的演员，拍他的时候，他在镜头面前非常的自然、自如，然后，当他离开我摄影机的时候，他一边抽他的烟，一边非常皎洁地笑了一下。我霎那间捕捉到了他的微笑，因为在那个微笑里面有他对电影的一种不信任，有他自己的一种自尊，他的目光和笑容告诉我，你们这些游客，你们这些一晃而过的人，你们更知道多少的生活呢？那个时候夜晚的时候在宾馆里面我一个人睡不着觉，我觉得或许这是纪录片的局限，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心态。
这时候我节开始有一个蓬勃的故事片的想像，我想像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压力，很快的就形成了《三峡好人》这样一个剧本、在做的时候我跟副导演我们一起商量，我说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是外来人，我们不可能像生活在当地的真的经受这个剧变的人民这这样了解这个地方，我们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写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个江湖，那条江流淌了几千年，那么多的人来人往，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强的江湖感在里面。直到今天谁又不是生活在我们的江湖里面，或者你是报社的记者报社是你的江湖，或者你是房地产的老板你有房地产的江湖，你要遵守那个规则，你要打拼，你要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生活里生存下去。就像电影里头一块五毛钱就可以住店的那个店老板一样，他要用这样的打拼去为生活做铺垫。我在街道上走的时候碰到唱歌的小孩子，他拉着我的手他说，你们是不是要住店，我说我们不住店，然后他又问我说你是不是要吃饭，我说我们吃过了，他很失望，然后说你们要不要坐车，我说你们家究竟是做什么生意的，他就一笑。然后望着那个14岁少年的背影，我觉得或许这就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一种生命的态度。后来我找到他，我说你最喜欢什么？他说喜欢唱歌，然后他就给我唱了《老鼠爱大米》，唱了《两只蝴蝶》，然后我就非常矫情地说，你会唱邓丽君的歌吗？教他教不会，他只会唱《老鼠爱大米》，所以就用在电影里面。我觉得他像一个天使一样，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悲情的地方，人的尊严，人活下去的一种能力，一种主动的能力，想到这些的时候，逐渐的人物在内心里面开始形成，包括男女主角，我马上想到了我的表弟，我二姨的孩子，他曾经在《站台》里演过签生死合同的矿工，他在《世界》里演过一个背黑色的提包，来到北京处理二姑娘后事的这样一个亲戚，那么这次我觉得他应该变成这个电影的主角，因为每次看到他的面孔，我们俩兄弟在少年的时候非常亲密，每个假期我们都在一起，但是18、19岁以后离开了家，他到了煤矿工作，然后逐渐的就疏远了，但是我知道他内心涌动着所有的感情，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话非常非常少，非常疏远，非常陌生，然后就这样看着偶尔笑一下，那么想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面孔。我每次看到他的面孔，不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为什么要一直拍这样的电影，为什么十年的时间里我不愿意把摄影机从这样那样的面孔里挪走。
（说到这里眼中涌起了泪水）
（掌声）
我们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范围里面了，就以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走出去一步，或者就看到我们亲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拍，不能那么容易地忘记。
（沉默数秒，之后热烈的掌声）
那么他就来到剧组。我觉得演得非常好，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担心他跟很多四川的演员搭戏搭不上来，怕语言又问题，然后他说哥你不用担心我听得懂，他说我们矿上有很多四川的工人，所以陕西话、四川话全部能听得懂，所以他沟通得很好，跟其他当地的演员。特别是拍到他跟他的前妻在江边聚会的时候那场戏，他的前妻问他一个问题，她说16年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到奉节来找我，然后我就写对白说，春天的时候，煤矿出了事情我被压在底下了，在底下的时候我能够活着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看看孩子。然后就拍，拍得很好，第一条就过了。然后我表弟拉着我说，他说要不要再拍一遍，我说挺好的很好拍的。他说我不愿意说那些话，我说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把这个理由讲出来呢，其实我们在矿里面工作什么样的情况谁都了解，如果讲出来，感觉就小了，如果我不说出来感觉就大了。
那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其实生活里面那么多的事情何必说那么清楚呢，就好象这个电影其实有很多前因后果，没必要讲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如果我们有一个情怀，我们能够去理解，如果我们能从自己的一个狭小的世界里面去观望别人的生活，我们能够理解。或许如果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假装的忘记，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勇气有一种能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或许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或者这样的电影，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掌声）
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奉节的人，他们把找工作叫做讨活路一样，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勇气去迎接我们所有的一切，他们不回避生活的困难，找工作当然是讨一个活路，他们不麻木，但是他们乐观。我觉得望着这些生动的面孔，在我拍摄电影的时候体内又开始有一种血性逐渐地感染了自己，燃烧了自己，然后就会觉得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那么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女主角。那么又找了赵涛，是跟我合作过几次的女演员。这次演一个没有婚姻生活的女性，拍到她跟丈夫做决定的前一夜，原来剧本就写她是一个人，打磕睡、迷迷糊糊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我就用一个纪录片的方式，我就让演员坐那儿，一直拍她。演员拍了一个多小时，她真的变得很困，就一会儿睁眼，一会儿很烦燥、然后慢慢入睡。拍完之后我准备收工，然后赵涛讲，说导演你看墙上有一个电扇，这样一个巨大的决定这样一个巨大的决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下，内心那种躁动不安，那种反反复复是不是可以让我来吹电扇，把四川的潮湿，把四川的闷热，把内心的这种焦灼演出来。然后我们就拍她吹电扇，那就像舞蹈一样，拍完之后我觉得是一个普通人的舞蹈，是一个凡人的舞蹈，任何一个街上匆匆走过的女性，她们背后的故事，她们都有她们的美丽，我觉得也通过演员的这样的一个创造，拍到了这种美丽。
之后就是在电影里面这些来来往往、分分合合的人，那些阴晴不定的天气，那么，一直拍一直拍，拍完之后当我们再从奉节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整个摄制组都不适应北京的生活，那么高的人群密度，那么匆忙的生活，那样的一个快节奏，好像把特别多的美好，特别多的人情，特别多的回忆都放在了那个土地上。
今天这个电影完成了，我们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选择在这几天，7号点映，14号放映，我们会面特别多的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可能这个电影和观众见面的机会只有7号到14号这七天，因为之后电影院可能没有太多的空间留给这些好人，那么我们就跳好这七天的舞蹈，去让好人跟有这种情怀的人去见个面。其实这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我到底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在今天来北大的路上，车窗外又是那些面孔，在暮色里匆匆忙忙上下班，我的心里面又有一种潮湿的感觉，这时候不是一个伤感，可能我自己还有一个梦，这个梦还没有磨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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